五邑地区
生活服务平台江门人才济济，
在江门的院士路，
众多江门五邑籍的中国科学院和
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塑像，
一直屹立在家乡故土......
年10月30日凌晨传来噩耗
江门籍中国工程院院士，
内科心血管病专家
中国当代心脏病学之父陈灏珠，
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96岁。
年在家乡与自己的塑像合影
陈灏珠档案
陈灏珠，年11月6日出生，祖籍新会棠下（今蓬江区棠下镇石头村）。年毕业于前国立中正医学院，获学士学位。曾任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院士路落成时，陈灏珠在自己的塑像前留影陈灏珠在内科领域特别是心血管病的临床方面造诣很深，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心肌梗死”医学名词的医生，是中国“当代心脏病学”主要奠基人之一。
他率先作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和血管腔内超声检查诊断冠心病；率先用电起搏和电复律治疗快速性心律失常达国际先进；对我国心血管病介入性诊断和治疗技术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率先研究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冠心病并阐明其原理。
位于江门院士路的陈灏珠塑像
在国内外首先应用超大剂量异丙肾上腺素救治奎尼丁引起的致命性快速室性心律失常成功并推广应用。
陈灏珠仁心仁术，在医学界德高望重，不久前荣获上海市首届“医德之光”荣誉称号。他曾说：“医生最重要的要医德高尚，对待病人要如亲人。”
“
我家在江门新会还有祖屋，
清明期间都会回乡祭祖，
每次回去都能感受到家乡的变化。
江门市有一条“院士路”，
让我对这里尊重科学的态度印象深刻。
”
——陈灏珠△陈灏珠接受采访视频
在流亡中度过中学和大学时光
逃亡，是陈灏珠成长中的一个关键词。
年，陈灏珠在香港出生，父亲常年在外奔波。“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母亲给了我很大影响。”他记得，小时候背诗文，不识字的母亲会在一旁听着。虽然，他背错了母亲也不知道，但她的认真执着深深影响了陈灏珠。
15岁那年，母亲患高血压突然去世，陈灏珠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当时很多病都没法治。”他说，“这也是我走上学医之路的原因之一，希望尽可能延长人的生命。”
年，日*的战火蔓延至香港。陈灏珠回忆，那时在家每天都能听到炮火声。“日子过得很紧，每人每月只能配额买9斤8两米，不得不用树叶、蕃薯藤等充饥。我真的体会到什么是国破家亡。”
在随后的两年，父亲带着几个孩子，从香港逃往家乡——广东新会，不久又逃往韶关。他们晚上乘船，白天步行，翻越山路，一路要躲过日*多道封锁线。
年，陈灏珠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从韶关琼崖中学粤北分校毕业，随后上了中正医学院，从此踏上从医之路。
那时，学校因战火被迫搬迁至江西永新县。在日*封锁下，他们买不到教材，但艰苦条件并没有影响教学质量。学生每晚在桐油灯下，把老师用英语讲授的笔记当作教材温习。
随着日*侵华的深入,学校再度搬迁，最后到福建长汀县。在崇山峻岭的险途中,大家徒步跋涉了几个月，有的同学从此再无音讯。抗战胜利后,当学校迁回南昌时,原本同班的多位同学只剩下30人。
70年多后，陈灏珠回忆起这段流亡的日子,感叹的是在苦难条件中学到的东西：一是练成快速记笔记的本领，二是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外语基础，三是练就了强健的体魄，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不向困难低头的精神。
三个首例为心血管疾病诊疗探路
年，新中国成立的这一年，陈灏珠成为国立上医院（现为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冠心病少见，中国医学界对冠心病认识不深，对当今所用表达心脏肌肉严重缺血而坏死的“心肌梗死”这一病名，仍沿用“冠状动脉血栓形成”来称谓，但冠状动脉血栓形成后并不都引起心肌梗死，因此用以代表心肌梗死并不恰当。
年，年仅30岁的他在陶寿淇教授的指导下，发表了论述“心肌梗死”的文章。“当时，人们很忌讳把‘死’放在疾病名称中，这一提法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陈灏珠说。“心肌梗死”成为目前我国心脏病学界公认的诊断称谓。
“医学领域的创新关乎生命，要完全为了病人着想。”陈灏珠抱着这样的信念，从过去只用听诊器、心电图、X线诊断的方式，转而选择一种新的介入诊断法——将一根管子顺着病人的血管插入心脏，到病变现场一探究竟。这大大提高了先天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患者的诊断质量。
此后，陈灏珠又成功开创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第一例埋藏式永久性心脏起搏器安置手术,第一例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手术,第一例血管腔内超声检查……如今这些已成为心血管疾病治疗领域应用最广泛的技术。
作为一种常用的心律失常治疗药物，奎尼丁一直在临床广泛使用。但奎尼丁本身会引起恶性快速室性心律失常，引起晕厥抽搐甚至死亡，“奎尼丁晕厥”也成为医生的梦魇。
年5月，陈灏珠收治了一位28岁的年轻母亲。该名患者接受了心脏二尖瓣瓣膜分离手术后，突发心房颤动。在服用奎尼丁后，病人逐步恢复了正常心跳。不料，1个小时后，患者产生恶心、呕吐，进而神志丧失，陈灏珠当即判断，患者出现了“奎尼丁晕厥”反应。
在随后的10小时中，病人先后发作29次，晕厥间的间隔也越来越短。面对这样棘手的案例，陈灏珠翻阅了病案记录，最后认定大剂量注射异丙肾上腺素可发挥作用。
果然，其用量达到正常剂量的15倍时，患者病情逐渐趋稳。此次抢救创造了逆转“奎尼丁晕厥”的世界奇迹。
凡是国家和人民需要都要上去
“虽然想不到，国家今天能这么富强，但这些年来，凡是国家和人民需要，我都要上去。”陈灏珠感慨道。
陈灏珠珍藏着一枚小银盾，上面写着“病员的哥哥”五个字，这与他69年前的一段经历有关。
年，驻上海和江苏一带的解放*中，不少人患上血吸虫病。陈灏珠响应华东**委员会和上海市*府号召，到浙江嘉兴为官兵进行防治。
在驻*的一年里，除了为病员观察病情，他还主动为呕吐的患者清理。痊愈的战士归队时，把这枚小银盾送给了他。
战争爆发后，陈灏珠加入了 医疗队，到齐齐哈尔治疗伤员。那里的冬天最冷达零下40度。他们外出时戴着大口罩，从鼻子里呼出的气体会凝在睫毛上，形成一道冰霜。“当时条件有限，无论是心胸外科手术、骨科手术，还是结核病治疗，我都要干。”陈灏珠说。
在陈灏珠的从医生涯中，最让他产生国家荣誉感的是治疗外宾的一次经历。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巴茨博士在参观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时突发心肌梗死，生命危在旦夕。
陈灏珠受命担任抢救组组长。他婉言谢绝了美方派医师来华主持抢救的要求，与同事们一起经过七昼夜的治疗和监护，终于使病人脱离了危险。
年，美国权威医学杂志《内科文献》详细报道了此事，同时发表了著名心脏病专家戴蒙德教授的评论：“中国医务工作者纯正的热忱、良好的愿望和献身精神提醒了我们，不论*治制度如何，这些品质是应该坚持的。”后来，巴茨博士与陈灏珠结下了长久的友谊。
“我从事医、教、研工作已经70年。我经历过解放前外敌欺辱、民不聊生的时代，也经历了新中国的艰苦奋斗、沧桑巨变，深刻体会到只有把自身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精神才有归属，奋斗才有方向，梦想才能实现！”陈灏珠激动地说。
如今年过九旬的他，虽然没有工作在临床第一线，但在年捐赠万元，创立“复旦大学陈灏珠院士医学发展基金”，用于支持医学人才培养和医疗精准扶贫，近年来受到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广泛